陈增元（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如同一座精神灯塔，照彻千年士林，无数仁人志士循此光芒前行。于我而言，它不仅是高远的政治抱负，更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担当：危难之际敢挺身，利益之前甘退后，以行动而非言辞，将"忧"与"乐"落到实处。忧，忧的是苍生之困苦；乐，乐的是万家之安康。这八个字背后，站立的是一个个以血肉之躯践行担当的真实的人。

       担当的种子，早在少年时便已生根。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受父命运麦五百斛乘船赴姑苏。途经丹阳，偶遇父亲故交石延年遗眷，方知石家三丧未举，灵柩滞留异乡，孤寡无依。范纯仁默然良久，当即命仆从将满船麦子尽数卸入石家仓房，又索性将运麦大船一并折价留下，以助归葬之费。老仆大惊阻拦，说五百斛乃相公命回京的口粮，尽数予人，回京何以交代？范纯仁不为所动：石伯父与先父交厚，今其死不能敛，岂可坐视？自己则雇一辆驴车，风尘仆仆折返汴京。归后禀报父亲，范仲淹非但不怒，反而击节赞许——父子二人，心迹如一。这便是后世传颂的"麦舟赠友"。彼时的范纯仁风华正茂，却已深谙一个道理：他人之苦，便是自己之忧；济人之急，便是份内之事。范仲淹的家风，在此刻完成了最无声的传承。

       然而，少年之义举易为，临危之抉择难行。熙宁年间，范纯仁知庆州，适逢秦中一带大饥，饿殍盈途，满目萧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生死攸关的难题：朝廷有令，动用常平仓储备须候圣旨批复，层层奏报，往返迢迢。僚属纷纷进言，请先上奏待批，以避擅动之罪。范纯仁目光沉沉，只道一句——"报至无及矣，吾当独任其责。"批文回来时，百姓早已饿死了。这仓，我开；这责，我担。

       短短一句话，掷地有声。范纯仁的"先忧"，不是悬于口头的悲悯，而是将百姓性命置于自身顶戴乃至性命之上的果决。他深知，所谓"后乐"，须以万民存活为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常平仓门一开，粟米如甘霖遍洒饥土。而故事的后续，更令人动容：秋稼大稔，百姓欢欣奔走，言道"公实活我，忍累公邪？"昼夜争相输粮归还。待朝廷使者抵州按视，仓中颗粒不亏。民心自有天平——你以命相搏，百姓便以粟相报。这，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最硬核的回响。

       然而一时的英勇易得，一生的操守难守。范纯仁的可贵，在于他将"先忧后乐"化为贯穿漫长政治生涯的"忠恕"之道。北宋党争如沸水翻涌，新旧两党轮番倾轧，非此即彼，顺我者昌。范纯仁却在漩涡中走出一条罕见的独立之路。他早年因力陈王安石变法过急、扰民伤本，被排挤出朝，出知河中府。后来司马光执政，欲尽废新法，范纯仁又挺身而出，力陈免役法利弊兼有，行之十余年已便民甚多，岂可因人废法、一刀切弃之？有人劝他：你早年与司马光论役法不合，正可援以为据，自证并非司马同党，以求免祸。范纯仁断然拒绝——"吾昔与君实同朝论事不合，则可。以为今日解脱地，则不可。有愧心而生，孰若无愧心而死乎！"法无新旧，唯看便民与否；人不分党，只论是非曲直。他不依附新党，不盲从旧党，唯以道理为归依。苏轼因言获罪，满朝噤声，他独出班抗辩；苏辙因谏书触怒龙颜，众臣噤若寒蝉，他又据理力争，终平人主之怒。政敌亦折服，尊他为"佛位中人"。

       这份风骨，根植于他一生信奉的"忠恕"二字。他曾自言："吾平生所学，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又告诫子弟："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步。"他一生两度拜相，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极人臣，却清廉如洗，被世人敬称为"布衣宰相"。俸禄赏赐尽数接济穷人，庇荫子弟的机会常让与远亲，以至于晚年子孙多未入仕。后因上疏论吕大防不当窜岭南而触怒权臣，落职贬永州安置。彼时他年逾七旬，又患眼疾，赴永州途中舟行湘江，一觉醒来双目俱盲。然而他仍不怨天尤人，于法华寺西厢的逼仄中，以忠恕之道训导子孙、口诵父亲遗篇，坦然如旧。建中靖国元年，范纯仁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五，谥忠宣。宋徽宗亲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一个"忠"字，一个"直"字，恰是他一生的定评。

       反观当下，我们或许不遇开仓赈灾的生死抉择，但"先忧后乐"的精神从未过时。家庭中，父母疲惫时，是否主动分担一份辛劳？推而广之，在社会中遇见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是否愿意停下匆匆的脚步？这些看似微末的"忧"与"乐"，恰是责任感的试金石。不必有常平仓前的雷霆之断，但须有日日躬行的涓滴之诚。范纯仁少年时的一船麦子，庆州城内的一声"我担着"，朝堂上的只认道理，永州法华寺中的双目失明而不改其志——这些瞬间，横跨一生，却贯穿一脉：忧在民先，乐在民后，担当在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应只挂在嘴边，更应刻在心间、落在脚下。范纯仁用一生告诉后人：担当不必惊天动地，却须始终如一。以担当为笔，以实干为墨，循先贤之光，行吾辈之路，在点滴忧乐之间守住一颗担当的心，才能在岁月的画卷上，写下无愧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