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元（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庆历末年，汴京的章奏堆里，冒出一份耸人听闻的密奏。上奏的人是夏竦。他说：石介没有死。那年病殁，不过是弄了一具假尸糊弄天下。此人早已遁出关塞，暗通契丹，正欲勾引北虏南下。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亲眼见过那口空棺。

       夏竦在仁宗朝做官几十年，论城府，论手腕，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他与政见不合者相争，向来不失分寸，大多止于在朝堂上互相弹劾，彼此交锋之后，仍旧各安其位。他这一辈子，对敌手最不留余地的一次，恰恰落在一个死去的人身上。而一切恩怨的根苗，不过是石介活着时，曾当众写过一行字，称他为大奸。

       说起来，石介实在是个近乎天真的人。他是山东泰安人，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回乡守孝，就在徂徕山下开馆讲学。他授《周易》，却不停在卦爻辞上；他教弟子守住本心，以天下为己任。山色苍苍，书声琅琅，一时远近来学者众，石介的名气，便从这山里传了出去。范仲淹、富弼听说此人方正博学，便举荐他入京。进了国子监，石介讲课直指人心，太学的风气为之一变，来听课的学生，从几十人陡然增至数千人。太学之盛，自石介始。

       那时的朝堂，正酝酿着一场大变革。仁宗起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天下士人，为之振作。石介在人堆里，看见贤者在朝、小人在野，心头欢喜，按捺不住，便提笔写下一篇《庆历圣德诗》。这首诗写得快，传得更快，一夜之间，传遍汴京。

       可石介不知道，就在几个月前，朝堂上刚有过一场暗流涌动的交锋。仁宗本有意召夏竦回京，出任枢密使。消息传出，欧阳修、余靖一班谏官接连上疏，力陈不可。他们翻出旧账：夏竦坐镇西北，畏敌避战，兵马久屯，不肯主动出击西夏；巡视边防，又于帐中安置侍女，几乎激起军士哗变。一桩桩，一件件，说得仁宗动摇，终于收回成命，把夏竦远远打发到亳州。范仲淹、富弼一班人，这才真正执掌朝政。

       石介的诗，恰在这时写成。他在诗里，清清楚楚地分出贤奸。贤臣辈出，如茅斯拔；大奸既去，如距斯脱。拔茅连茹，是说范仲淹、富弼这样的人相继登用；脱去尖刺，是说那个"大奸"终于离了朝堂。天下读诗的人，谁不知道那大奸二字，指的就是夏竦？

       一句话，钉死一个人。石介写诗，只凭一腔直道；他万万料不到，这七个字，会换来墓碑前的铁镐。新政终究没走多远。旧党反扑，人事倾轧，范仲淹、富弼相继离京。曾经执掌朝政的革新派，如潮水退去。石介是他们的同道，自然也待不下去，遂自请外任。官还没到任所，他便染上重病，死在家乡。那年他四十一岁。人说，徂徕先生，忧愤成疾。人既已死，恩怨本该了结。偏偏世上的事，不肯这样收场。

       徐州有个狂人叫孔直温，聚众谋反，事败伏诛。官府抄没其家，在书箱里翻出几封旧信，竟是石介的手迹。信不过是师生间的寻常往来：孔直温曾执弟子礼，向石介学《易》，家有先生的信，原也平常。可这信到了夏竦手里，就成了杀人的刀。彼时夏竦正在并州任上，得信大喜，连夜草成奏疏，诬说石介诈死逃匿，北走契丹，勾结虏骑，图谋不轨。仁宗将信将疑，遣使查问。可边地风平浪静，契丹毫无动静，这封谎言，不攻自破。

       夏竦不肯罢手。过了两年，他重回汴京，拜为枢密使，执掌天下兵马，权势熏天。旧案重提，他又说石介未死，潜迹海滨，聚拢亡命，图谋作乱。为证明所言之实，他奏请仁宗，开石介之墓，剖棺验尸。消息传到山东，石介的门人故旧，数百人齐集，愿意以阖家性命担保先师确已下葬。当年那一场葬礼，是众人眼睁睁送他入土的；如今却要为了一个活人的猜忌，惊动死者的安宁。地方官杜衍、吕居简也出面主持，担保状雪片般飞往汴京。群议汹汹，仁宗这才罢了手。石介的坟，总算没有被掘开。

       可是细想起来，夏竦要的，本来也不是那一具尸骨。开棺验尸，成与不成，都是他赢。成了，石介便是欺君罔上的乱臣；不成，也无人信他了——死人若真死得清白，又何惧开棺？只要这一锄头挖下去，无论挖出什么，石介的身后之名，便已浇上污水，他的妻子儿女，也要受牵连。夏竦从来不是要对死人复仇。石介活着时，不过一介直讲，无权无势；真正让他忌惮的，是石介背后那股主张新政的势力。范仲淹、富弼虽已去位，士林之中，同情革新者尚众。夏竦要借一具棺木，震住所有余党，告诉他们：这就是反对我的下场。石介，不过是他政治棋局里，随手捡来的一枚棋子。

       其实人死债清，他本可以放下。可夏竦偏偏放不下。让他耿耿于怀的，不是石介的诗写得多么刻薄，而是石介那毫不掩饰的坦荡。这个山东书生，敢把满朝文武当面分出忠奸，一条条讲给人听。这在庙堂之上，是不成文的禁忌。官场中人，谁没有几桩说不出口的心事？谁不在人前留几分余地？像石介这样，把善恶写在脸上，把话说尽说绝的人，像一面照妖镜，照得左右逢源者无处藏身。他活着一天，夏竦这种人，便一日不得安寝。

       活着的时候，石介用一首诗，让他颜面扫地；死了以后，只有把他钉成奸党、掘了他的坟墓，夏竦心头那口气，才出得干净。

        可石介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一生不曾执掌大权，不曾结党营私，不曾为谁俯首，也不曾为自己算计半分。他做官，不为富贵；写诗，不为邀宠。当年挥笔写那篇圣德诗，不过是心里觉得该写，便写了，把憋在胸中的话一口气说完。他自始至终，没有使过任何手段，去阻挡夏竦的升迁，去搅乱他的仕途。一个坦荡的人，是不屑于这样做的。正直的人，从来不怕被打压。泼来的污水，终究会在时间里澄清。一个人只要实实在在做事，心里守着道义，哪怕生前受尽屈辱，哪怕身后被人开棺，历史也会还他以清白。千年之后，人们读《宋史》，读到他徂徕山下讲学的身影，读到他那句"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只觉得这个人可爱，可敬。而在另一卷列传里，那个日夜惦记着掘人坟墓的夏竦，连同他机关算尽的一生，只留下两个字——奸邪。

       公道，从来不在刀笔吏的笔下，而在千秋万世的人心里。浮云遮不住泰山。石介埋骨的地方，正是泰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