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元（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大部分人失败，是因为不够强。但李煜的失败，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强。

       历史总是充满了荒诞的黑色幽默。就像今天的高考，父母强行帮孩子选错了专业，将一颗向往自由的心禁锢在枯燥的格子里。李煜便是那个被命运强行调剂了专业的学生。他本应是词人、画家，一个在江南烟雨里饮酒写字的风流才子，但命运偏偏让他穿龙袍。这衣裳太重了，重到他穿上去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压垮了。更绝望的是，他还脱不了。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他出生的时候，南唐已经不再是那个让中原畏惧的强国。父亲李璟在位的最后几年，江北十四州被后周割走，国力大衰。李璟带着满朝文武，从金陵迁都洪州，惶惶如丧家之犬。李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他上面有五个哥哥，按照常理，皇位永远轮不到他。所以他从小就没有被当作继承人培养。没有人逼他读帝王之术，没有人让他学权谋之道。他读的是诗、词、书、画，学的是音律、佛经、花间集。他把自己养成了一株江南的兰花，精致，脆弱，香气幽微，经不起一点风霜。

       然而，命运最爱开这种残酷的玩笑。他的五个哥哥，一个接一个死了。长兄弘冀，战功赫赫，却暴病而亡；其他兄长，或早夭，或病逝，或死于战乱。不得已，二十四岁那年，他被架上龙椅，成了南唐国主。那个位子，需要的是杀人，不是填词。

       李煜是“被迫的自体”的典型。他每天穿上龙袍，坐上朝堂，听大臣们汇报军情、赋税、边防。他点头，他摇头，他说“准”，他说“再议”。但他心里想的是——昨夜那首词的最后一句，用“月”还是“泪”？说句真心话，他不是一个昏君。他不像北齐高洋那样残暴，不像陈后主那样荒淫。他甚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好事：减免赋税，任用贤臣，安抚百姓。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因为他骨子里对权力没有欲望。一个对权力没有欲望的人坐在权力的最高处，就像一只绵羊坐在狼群里。他不咬人，不杀人，所以他只能等着被撕咬，被绞杀。

       李煜写过一首词，叫《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他向往的不是江山，是江湖；不是金銮殿，是渔舟；不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但他不能走。他走了，南唐就散了；他的宗庙就灭了；他的臣民就死了。他被困在金陵城里，像一只被锁在金丝笼中的鸟。笼子是金的，食是玉的。鸟想飞，可始终飞不出去。

       公元974年，北宋开宝七年，赵匡胤的大军南下。李煜没有钱家人的境界高，他抵抗过。他努力表现得像个明主，采纳了下属的系列建议。他派弟弟李从善出使汴京，被扣留；他下令坚壁清野，修固城防；他甚至写了《乞缓师表》，言辞恳切，希望赵匡胤放南唐一马。赵匡胤回了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李煜听懂了——但他没有办法。就像一个人知道明天要死，今天还得吃饭，还得吃得带劲，这就是“活着”。他继续上朝，继续写词，继续在宫墙里看江南的烟雨。

       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陵城破。李煜带着文武百官，袒露上身，出城投降。史书称“肉袒出降”。对一名国主来说，脸算是丢尽了；对一个词人来说，更是深层次的屈辱。但他知道，抵抗下去，只有更多无辜者送命。他做不了英雄，至少能做一个人，一个不让别人为自己陪葬的人。被俘之后，他被押往汴京。赵匡胤封他为“违命侯”。一个充满羞辱的爵位。违命——你不听我的话，我让你活着已是宽宏大量。李煜跪在朝堂上，接过那道圣旨。他没有愤怒，没有辩驳，没有自杀。他就那样活着。早上起床，晚上睡觉。他麻木了，连死都懒得多想。活着对他来说只是活着，不疼不痒，不生不灭，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机械地呼吸，机械地吃饭，机械地跪拜。真正的死亡，从金陵城破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汴京的“违命侯”，只是一具会行走的尸体。

       李煜的哀悼，从来没有走完。他一直停留在抑郁阶段，直到死亡。他的词，就是他没有完成的哀悼。每一首都是他在对故国说“再见”。但“再见”说了无数遍，他从来没有真正转身。“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本来就是恨，就像水本来就是东流。这不是一个走出来的人说的话，这是一个陷在里面、永远出不来的人说的话。

       在汴京的三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词。每一个字，都是他用血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虞美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悲伤的词，没有之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愁不是山，不是海，是一江水。水是流不尽的，愁也是。水向东流，头也不回。他的故国，他的青春，他的幸福，他的李煜，也是一去不回头。写这首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南唐国主，不是违命侯。剥去所有身份、权力、尊严、安全感，他只剩一颗赤裸的心。那颗心在滴血。他把血写在纸上，后人读了一千年，还在痛。

       这首词传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耳朵里。赵光义不是赵匡胤。赵匡胤虽然囚禁李煜，但至少欣赏他的才华。赵光义不一样——他对这个亡国之君始终怀着一种说不清的敌意。也许是嫉妒。一个亡了国的废物，怎么还能写出这样动人的句子？一个跪在自己脚下的人，怎么还能有明显的骄傲？李煜的词里有一种东西，是赵光义永远体会不到的——对美的敏锐，对哀的领悟，对生命无常的坦然。赵光义可能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了这一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李煜的全部。所以，当赵光义读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看到了“故国”二字。不是艺术，是政治；不是词，是反诗。

       公元978年，七夕。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他在寓所里与旧日的宫娥聚会，饮酒，唱词。唱的就是那首《虞美人》。消息传到宫中，赵光义再不能忍了，他下令：赐牵机药。牵机药是一种烈性毒药。服下后，人全身抽搐，头和脚蜷缩在一起，像一个被折断了脊柱的婴儿。李煜喝下那杯酒，没有犹豫。他知道酒里有毒，但他还是喝了。不是为了尊严，不是为了气节，也不是因为他已经活够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只是不想再活了。

       人生在世，要学会接受。接受你无法选择的出身，接受你无能为力的命运，接受你永远到不了的彼岸。李煜做到了吗？没有。他的词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接受。他一直在问。“春花秋月何时了？”他在问天，天不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在回首，故国不在。“问君能有几多愁”，他在问自己，自己答不上来。他的一生，就是一个“问”字。问到死，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因为答案就是词本身。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写进了词里。词不回答问题，词只是把问题变成美。美到让人不忍心再问。

       世界上很多人活在回忆中。他们走不出来。他们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出来。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留在了那个回不去的地方，无法重返的时刻。李煜的心，留在了金陵，留在了雕栏玉砌的宫殿里，留在了春江花月的夜晚。他的身体在汴京，他的心永远在金陵到汴京的路上。走了上千年，还没走到。

       今天的南京秦淮河，河水还在流。不是一千年前那一条。但当你站在河边，闭上眼睛，你可能会听到有人在念词。念的不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声音很轻，轻到你以为是自己心里在想。那不是你的心，那是李煜。他还在秦淮河边站着，看着流水，数着落花。他不知道春天已经过去了，他不承认春天已经过去了。他宁可活在春天里，永远不醒。

       如果李煜是一个江湖浪子，一个卖画为生的书生，一个在江南小镇里教书的老头，他会很快乐。他会写出更多的词，画出更多的画，喝更多的酒。他不会辜负任何人，也不会被任何人辜负。但命运偏偏把他放到了龙椅上。那不是恩赐，那是惩罚。最大的惩罚，不是让你受苦，是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然后在你终于适应了那个角色之后，再把它夺走。他先是做了不想做的皇帝，然后被剥夺了皇帝的身份，最后连人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他什么都没有剩下，只剩下词。词救不了他的命，但救了他的名。一个亡国之君，比他的征服者活得更久。

       李煜临死前，说了最后一句话：“此词即吾绝笔。”他不是不知道赵光义会杀他。他知道。他不在乎了。他在乎的东西都已经失去了——国家、故土、臣民、尊严、自由。他唯一还拥有的，就是这些词。词里有他最后的骄傲——我可以死，但你不能阻止我写下我的死。他用最后一首词，向赵光义还了一刀。那一刀，不是砍在赵光义身上，是砍在历史身上。

       很多人说他是宋词的先驱。想想也是。如果没有宋词，宋朝还有什么？在历史上至少失色一半。李煜的沉痛之辞，居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精彩的高峰。你灭了我的国，我点燃了宋词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