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泉（四川成都）

       题记——那年我去广汉连山，不是为了吃名闻蜀中的“连山回锅肉”，而是去寻找一名民国大员的故居，可故居不见了，倒寻了一堆关于他的故事。从前我将草稿压在箱底，今天我慢慢说来。

回锅肉与戴季陶的故乡

　己丑年初冬，我因搜集民国人物史料，专程赴川西平原，寻访那位从广汉连山走出的“民国奇人”——戴季陶的故里踪迹。

　　车过广汉县城，往北三十里，便是连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川西坝子上的小镇，一马平川的土地上，竹影婆娑，炊烟袅袅。镇子不大，几条老街纵横交错，青瓦白墙的民居静静地立在冬日的薄雾里。我此行的目的，是想从这片土地的气息里，嗅出那个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人物，最初的底色。

       寻访：老街上的记忆

　　在连山镇的东头，我找到了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八十七岁的黄大爷是土生土长的连山人，他家祖上，还与戴家有些沾亲带故。

　　“戴季陶？晓得的，晓得的。”黄大爷坐在门槛上，晒着太阳，眯着眼回忆，“我们这儿都叫他戴传贤，大号。他老汉儿（父亲）那一辈就从浙江过来做官了，后来就落籍在连山。说是官宦人家，其实到他这一辈，早就败落了，穷得很。”

　　　老人指了指镇子东南方向的一片田畴：“那边原来有他家祖上的老宅基，早没得了。他小时候，家里穷得供不起读书，还在我们黄家表亲屋里放过牛嘞！”

      这就是流传在连山最广的故事——戴季陶当过放牛娃。

老宅没在水田中

       传说：放牛娃的骨气

　　关于放牛，连山流传着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段子。

　　戴家虽是官宦之后，出身书香之门，但后来家庭败落，一贪如洗，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当了放牛娃。

　　那一年，戴季陶大约八九岁，给自家表哥放牛。一天，他赶着牛在河滩边吃草，那牛不知怎的受了惊，狂奔起来，小季陶被拖倒在地，一只脚卡在了牛蹄下，生生被踩得鲜血直流。

主家(表哥)闻讯赶来，见他坐在地上抱着脚哭，非但没有半句安慰，反而破口大骂：“没用的东西！一双脚连个牛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吃白饭的货！”

　　小季陶咬着牙，一声不吭，硬是自己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回了家。当天夜里，他就从黄家消失了。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倔强的孩子，受不了这胯下之辱，竟独自一人跑到了三十里外的广汉县城，在基督教福音堂外，从早坐到晚。

     “那会儿广汉有个英国传教士，叫安如磐。”黄大爷说，“看他可怜，又见这孩子眼神清亮，不像是普通讨饭的，就收留他在教堂做杂活，管他吃住。后来，安牧师出钱供他读了私塾。这娃娃争气得很，几年工夫，就考进了成都的东游预备学堂，再后来，就去了日本留洋。”

    说到这儿，黄大爷叹了口气：“所以说，人这一辈子，说不清楚。要不是那牛把他脚踩了，要不是主家那一顿骂，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放牛娃，哪来的后来的考试院院长呢？”

东渡求学与蒋介石

      祖宅：那一场未了的回乡

      在镇上另一位戴姓后人的引领下，我来到一片菜地前。他说，这里就是当年戴家准备建房的地方。

　   1935年的那次回乡，是戴季陶人生中颇为风光又颇为温情的一幕。

　　那一年的5月30日，细雨蒙蒙。戴季陶的专车从成都驶来，停在了广汉县城门口。车帘掀开，这位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走了下来。让人意外的是，他没有径直上车进城，而是对着闻讯赶来、站在雨中迎接他的父老乡亲，整了整衣冠，双膝跪地，行了一个毕恭毕敬的大礼，然后又磕了头。

　“他是跪在泥巴地里的，雨水和着泥，把袍子都弄脏了。那些人想扶他起来，他不肯，非要拜完。”老人说，“他讲，自己是广汉的儿子，是吃连山的米长大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本。”

      随后，他又去了连山戴家祖坟，同样行了跪拜大礼。那一次，他还特意去了连山小学，给每个孩子送了两个作文本。两年后，他又给广汉图书馆捐赠了整整四千册《万有文库》。这些书，至今还静静地躺在广汉市图书馆的书库里，书页泛黄，却是他对故土最实在的馈赠。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对故乡心怀感恩的人，后来却差点因为一座宅子，留下一桩公案。那便是前文所述的“广汉造屋”之事。他想在故土留一处“落叶归根”的寓所，下属却因操办不当，险些占了老秀才的祖宅。幸而那封由蒋介石转来的信，唤醒了他内心的敬畏，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这座最终没能建成的宅子，像是一个隐喻。戴季陶一生都在寻找归处，精神的归处，政治的归处，肉身的归处。他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创立“戴季陶主义”，成为蒋介石的“国师”，最后却选择在广州服安眠药自尽，了此残生。

风华正盛

        归宿：无法归根的落叶

　　1949年2月，那时的广州已是风雨飘摇。戴季陶在孙中山去世后，精神支柱已然坍塌，面对国民党的溃败，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据记载，他是在广州东山的寓所里，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的儿子戴安国，将他的遗体用飞机运回四川。可是，偌大的成都，竟没有一处属于戴家的私宅可以停灵祭奠。那座在广汉没修成的宅子，此刻显得尤为刺目。最后，戴季陶只能葬于成都西门外枣子巷的墓地。一个生前极力主张“落叶归根”的人，死后，却终究没能“归”到那个他跪拜叩首的连山故土。

　　夕阳西下，我离开连山。回头望去，田野苍茫，那个曾在河滩边赤脚放牛的少年，那个在雨中向乡亲下跪的院长，那个因一封信而悬崖勒马的权贵，都融入了这片川西平原的暮色里。

　　戴季陶的一生是复杂的。他是理论家，也是独裁者的谋士；他位极人臣，也曾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他险些成为仗势欺人的豪强，却又因一封平民来信而幡然悔悟。

　　在连山，人们不谈他的主义，不谈他的政治立场。他们记住的，是那个在泥地里磕头的游子，是那个给小学生送本子的乡贤。或许，这才是历史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评价——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地位多高，若能始终不忘自己从何处来，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怀有一份敬畏与歉疚，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