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生（四川成都）

          61年前的1964年9月1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了一课，‘文艺为什么人’？”……。后面记的内容大体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讨论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定义出发，云云。

       这篇日记写在我平生第一次自购的“青春”笔记本上，是在这个小本上写的、仅有的9篇日记之一。

       日记很短，而且并没有交待这一课到底是政治课还是语文课，直接涉及“文艺为什么人”这个命题的内容也几乎没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课”、“这一问”，没有对我产生过什么影响。而恰恰相反，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一颗早已怀揣在心间的种子便孕育萌芽了。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刚刚十五岁的高一学生，正处在那种自以为清醒实则混沌的年纪；老师在那一课上讲的，那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像一粒石子，投进了我那片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涟漪荡漾的心湖里。

       说来惭愧，在那之前，我对“文艺”这个词的含义，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心目中的文艺，不过是课本里背熟的诗词，是墙报上工整的颂歌，是遥远而正襟危坐的“上大人”。它自有它的去处，与我何干呢？

       可是毛主席的那一问，却蓦地将那高悬的物事拉到了眼前，逼着我去想：文艺是什么？它究竟为“我”？为“我们”？还是为着某个面目模糊的“他们”？

       这问题本身，便有一种天真的魔力。它像一把钥匙，虽不能立刻开启什么宝库，却在锁孔里“咔哒”响了一声，让我知道，门是存在的。从此，看周遭的一切，眼光便有些异样了。读鲁迅的《社戏》，不再只觉得是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却品出那夜航船上的豆麦清香里，氤氲着一种对纯真与自由的怀念；听《黄河大合唱》，那咆哮的旋律里，也仿佛能分辨出千万个具体的人的呐喊与呼号。文艺与人，原来并非主与仆，也非师与生，倒像是影子与形体，声音与山谷，彼此找寻，彼此应答。人，一旦被文艺这盏灯照过，他的欢喜、他的悲戚、他的困顿，便都显出了轮廓，有了可以被言说的尊严。

       这懵懂的兴致，竟像一粒飘忽的种子，在岁月的土壤里悄悄生了根。我的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时代，便是在与这种子一同生长。先是爱读，从鲁迅到茅盾，从《红楼梦》到《悲惨世界》，在那些文字构筑的世界里，我遇见了无数个“人”，也遇见了无数个自己。后来便忍不住要写，写些不成气候的杂文与散文，将自个儿的困惑、感动与那一点可怜的思索，都交付给文字。这过程，仿佛是匠人在学习辨认材料的纹理：你要刻画人，便先得懂得人；你要为着人，便先得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文艺与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而成了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一种理解世界、安顿自身的姿势。如今回首，这由一句问话引出的路，竟也蜿蜒了数十年。它开过一些花，是那些不眠之夜后写就的、自觉尚可的文章；也结过一些果实，是几本薄薄的集子，和一些读者的知音。但于我而言，最珍贵的倒不是这些，而是这整个过程本身——它让我这个原本“啥也不懂”的小青年，终于通过文艺，与更广阔的人间，与更深邃的文化，结下了一份不解之缘。那年初秋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至今还在我生命的湖面上，一圈一圈，悠悠地荡开去。

【作者简介：陈敬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北京墨笺香文学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