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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正英:远嫁北方,我把南方活成了自己

来源:    综合作者:     2026-11-08 06:55:41    浏览量:


廖正英  (武胜人,现居河北)



          
北方的冬天,暖气烧得足,屋里穿件薄衫就行。我坐在窗前晒太阳,看外头光秃秃的杨树杈子把天割成一条一条的。搁五十年前,头一回见这景儿,我哭了一鼻子——南方的树冬天也是绿的,哪见过这么光秃秃的阵仗。


       那年我十九岁,从南方小城嫁到北方。火车开了两天两夜,越往北走,窗外的颜色越少。先是没了芭蕉叶,接着没了水田,最后连河都冻上了,白茫茫一条僵在那儿。我攥着包袱皮儿,里头包着一小罐我妈腌的酸豆角,心想:坏了,这地方酸豆角都长不出来吧。

       刚来的日子,想家想得心里发慌。

       北方吃面,我不惯。头一个月,我顿顿吃不饱,又不好意思说。婆婆看出来了,专门给我焖了锅米饭,炒了盘青菜。我扒了两口,眼泪掉碗里。婆婆问咋了,我说米不对。她愣了:“米有啥不对?”我说:“我们那儿的米,是籼米,一粒一粒的,不粘。”她叹口气:“这地方就产这个,你将就吃。”


      将就。远嫁的头些年,我啥都在将就。将就着吃面食,将就着睡炕,将就着听那些听不懂的方言。可有一件事我没将就——每年入冬,我准给我妈写信,让她灌几斤广式腊肠寄来。我妈在信里骂我:“死丫头,嫁那么远,就知道馋。”骂归骂,腊肠年年到,用油纸包着,麻绳扎得紧紧的,一拆开,酒香混着甜咸味儿,满屋子都是南方的冬天。

       后来我妈走了。腊肠断了。

       那几年我像丢了魂。北方冬天干冷干冷的,我站在阳台上看晾的衣裳——北风一吹,衣裳硬邦邦的,像纸板。我们南方晾衣裳,三天不干,带着潮气收进屋,熨斗一烫,那股水汽儿才散。我想我妈,想她站在灶台前灌腊肠的背影,想她骂我“死丫头”的嗓门。可我再也听不见了。

       我爸走得更早。我儿子刚满周岁那年,电报拍到婆家,我抱着孩子哭了一宿。第二天买了票往南赶,火车晃了两天两夜,到家只赶上出殡。我跪在灵前,我妈拉我起来,说:“你爸临走念叨,说北方的冬天冷,让你多穿。”我点点头,啥也说不出来。

       父母不在了,我才真正明白“远嫁”俩字的分量——从前想家,是想回去,家里有爹妈等着。后来想家,是想回去,可家里没人了。那扇门推开,灶是冷的,床是空的,院里我妈种的栀子花,枯了一半,剩一半还开着,白生生的,香得让人心慌。

可日子还得过。

       我在北方有了儿子,养大了,又看着他成家。儿子考大学那年,我嘴上不说,心里盼着他考南边的院校。填志愿那天,我站在他身后,看他鼠标点到南方那几所大学,心都提起来了。可他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填了本地的学校。我问他为啥。他说:“妈,我走了你一个人咋办。”我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切菜切着切着,眼泪掉案板上。

       这孩子,打小就知道他妈想家,可他不知道,他妈更怕他为了他妈,哪儿都不去。


      后来他娶了媳妇,是本地的姑娘。头回上门,姑娘拎了一兜水果,怯生生喊“阿姨”。我做了四个菜,其中一道是腊肠蒸饭。她吃了一口,眼睛亮了:“阿姨,这啥呀,真好吃。”我说:“南方腊肠。”她说:“您教教我呗。”我教了她。她学得认真,拿手机记配方,问我酒搁多少、糖搁多少、晒几天。我一样一样说,说着说着心里热乎起来——我妈当年在信封背面给我抄配方,如今我也一句一句教给儿媳妇了。

      儿媳妇学会了,过年蒸给我吃。我尝了一口,说“咸了”。她说“那我少搁点”。我说“别,咸点好,下饭”。其实我想说的是——咸淡都对。只要有人记得给你蒸,就是对的。

       去年,老家堂妹打电话,说老房子要拆了,问我有没有东西要留。我说:“院里那棵栀子花,能挖一棵寄来不?”她真挖了,裹着泥,用塑料袋扎严实,快递了三天。我栽在阳台上,天天浇水。北方的水土硬,那栀子半死不活的,叶子黄了一半。可春天一到,到底还是开了一朵,小小的,白得扎眼。我凑过去闻,啥味儿没有——北方的栀子,不香。

       我蹲在阳台上,哭了。

       哭完了,把花搬屋里,搁暖气边上。我老头走过来,递了块手巾,说:“哭啥,想家了回去看看。”我说:“没家了,回哪儿看?”他说:“那就不回去,这儿也是家。”

       对,这儿也是家。

       五十年了,我在北方生了根。可根底下,还连着一截南方的土。那土里埋着我爹我妈,埋着我十九岁前的日子,埋着酸豆角、腊肠、栀子花和那些湿漉漉的冬天。挖不出来了,也不挖了。

       我就这么站着——上头顶着北方的天,脚底下踩着南方的土。人活一世,不就这么回事么?哪儿能样样都全。


       昨儿立冬,我蒸了根腊肠。老头吃了一口,说:“今年这味儿对。”我问他:“啥味儿?”他说:“你妈那味儿。”我鼻子一酸,说:“你少糊弄我。”他认真说:“真的,今年灌得好。”

       我没再说话,低头扒饭。腊肠的油渗进米粒里,甜咸的,带着酒香。我吃着吃着,想起我妈最后那年寄腊肠,附了张纸条,上写:“丫头,妈老了,明年怕是灌不动了。你自个儿学着灌,配方我抄在信封背面。”

      那信封我留着呢。配方也抄了,试过好几回,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可今年老头说对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总算,对了一回。

       儿子一家周末回来吃饭,儿媳妇进门就喊:“妈,我蒸了腊肠,您尝尝。”我夹了一筷子,甜咸正好。我说:“出师了。”她笑:“那得看跟谁学的。”

       我扭头看窗外,杨树杈子上落了两只麻雀,叽叽喳喳的。阳光照进来,暖烘烘的。我心想:妈,您看见没?您那配方,传下去了。传到北方了。您闺女没白嫁。

       远嫁五十年,父母没了,故乡远了。可有些东西,到底还是留住了。在胃里,在手里,在一年一度蒸腊肠的白雾里,在儿媳妇喊的那声“妈”里。

       我妈要是知道,准得骂我一句:“死丫头,总算学会啦。”

       骂吧。我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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