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增元(四川Bxssyh005)

       研究发现，“道”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从先秦诸子百家的多元阐释，到秦汉、魏晋、唐宋等朝代的继承与创新，其内涵不断丰富与拓展。这种演变不仅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演进意义重大，推动了制度构建与政治理念传播，还为当代政治哲学构建提供了深刻启示，有助于当代政治哲学在道德建设与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作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其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与深刻的内涵，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在众多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中，“道”无疑处于关键位置。它不仅是众多思想家构建政治理论体系的基础，更是贯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脉络的一条主线。“道”承载着古人对政治本性的探寻、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憧憬以及对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深入研究“道”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萌芽到成熟、从分散到整合的演变历程，从而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独特特质与发展规律。

       尽管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道”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其继承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部分研究侧重于对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学派“道”的阐释，缺乏对整个历史长河中“道”的传承与发展的系统性考察；还有些研究在探讨“道”的演变时，未能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进行全面分析，导致对“道”的发展脉络呈现不够清晰、完整。

       我们通过对“道”在中国古代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内涵演变等进行全面分析，达成以下目标：其一，揭示“道”的继承和发展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其对政治制度构建、政治理念传播以及政治实践指导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其           二，从“道”的丰富内涵中提炼出对当代政治哲学构建具有启示价值的政治智慧，为当代政治哲学在道德建设、治理理念创新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助力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道”相关的基础理论丰富多元。道家以“道”为核心构建其哲学体系，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强调“道”的自然无为特性，这种观念映射到政治领域，倡导统治者应顺应自然，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 。儒家则重视道德观，孔子将“道”与道德伦理紧密结合，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继承并发展此思想，主张“仁政”，认为统治者应以道德教化民众，实现政治治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体现出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中对“道”的阐释 。

       早期国内外学者对“道”的研究多聚焦于对其概念和内涵的解读。随着时间推移，研究逐渐深入。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部分学者从思想史角度梳理“道”在各历史时期的演变，分析其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还有学者从比较哲学视角，探讨中国古代“道”与西方政治哲学相关概念的异同。例如，有学者研究韩愈对“道”的诠释，指出在佛老大行其道而儒学逐渐衰落的社会背景下，韩愈“道”之诠释发生了重大转向——融佛以尊儒 。国外学者也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道”产生兴趣，部分从跨文化角度分析“道”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潜在影响。近3 - 5年的研究动态显示，更多学者开始关注“道”在当代政治语境中的应用和价值。

       在“道”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派之间思想融合的具体机制和过程研究尚显薄弱，对于儒道互补、儒法结合等如何在实践中推动“道”的传承与发展，缺乏深入细致的剖析 。在社会变革时期，“道”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并实现自身发展的研究不够全面，尤其是在朝代更替、经济转型等重大变革节点上，“道”的演变逻辑和内在动力有待进一步探究。

      “道”的概念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西周时期，礼乐制度作为维系社会秩序与政治统治的核心规范，但随着时间推移，至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局面出现，传统宗法分封制逐渐瓦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周天子权威不再，诸侯纷争不断。这种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促使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社会秩序与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道”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在礼乐制度失效的背景下，思想家们试图探寻一种超越具体礼制规范、更具普遍性和根本性的指导理念，即“道”，以重新构建政治与社会秩序。同时，当时的文化氛围对“道”概念的孕育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巫史传统在古代文化中源远流长，巫师与史官掌握着天文、历法、祭祀等诸多知识，他们沟通天地人神，承载着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这种传统下，人们对宇宙、自然、人生等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为“道”这一抽象概念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巫史传统中对神秘力量的探索、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以及对人类社会与宇宙关系的思索，都融入到“道”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使其具有了深邃的文化内涵。

       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对“道”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由“道”衍生而来。同时，“道”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政治寓意上，道家倡导统治者应顺应自然，实行无为而治，避免过多干预百姓生活，让社会自然发展，从而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强调“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以及超越世俗万物相对性的绝对性，其政治理念同样追求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然和谐。

       儒家孔子、孟子等对“道”的解读紧密围绕道德伦理与政治治理的结合。孔子强调“道”与道德修养的联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道”作为个人修养与政治治理的最高追求。在政治治理方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通过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孟子则明确提出“仁政”思想，认为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遵循“民贵君轻”的原则，将“道”具体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强调道德伦理在政治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只有符合道德伦理的政治才是合乎“道”的政治。

       法家对“道”的认识则将其与法治、势治相结合，为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持。法家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类社会也遵循着一定的“道”，而法律就是这种“道”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他们强调以法治国，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约束百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法家注重“势”，即君主的地位与权力，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势来推行法治，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这种将“道”与法治、势治相结合的思想，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强调政治统治要遵循客观规律，以法律和权力为手段实现国家的有序运行。

       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促使了对先秦各家“道”的整合。秦统一六国后，虽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其他各家“道”的理念。例如，法家强调以法治国，然而也认识到“道”在政治秩序构建中的基础作用，将法家之“道”与法治紧密结合，为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汉初，鉴于秦朝的短命而亡，统治者吸取教训，采用黄老之治，这充分体现了对道家“道”的继承。黄老之治主张无为而治，与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相契合，在政策制定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给予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在行政管理方面，简化政务，减少政府对民众生活的干预，使得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这种对道家“道”的运用，为汉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为“道”的延续提供了新的语境。王弼、郭象等玄学家对“道”进行了新的解读。王弼以“无”为本，认为“道”是无形的、超越具体事物的本体，万物皆由“无”而生，这种观点深化了对道家“道”本体论的认识。郭象则提出“独化”理论，强调万物各自独立、自生自化，与“道”相关联，进一步丰富了“道”的内涵。在政治实践中，“道”的理念对选官制度产生了影响。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一定程度上注重选拔人才的品德与才能，这与道家崇尚自然、追求个人修养的思想有所呼应。同时，在政治风格上，魏晋时期部分士人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隐逸、超脱的生活态度，这种风气也影响了政治生态，使得政治风格呈现出多元的特点。

       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是对传统“道”的传承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他将道家“无极而太极”的思想引入儒家，认为“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道”贯穿于这一过程之中，为儒家道德伦理找到了形而上的依据。张载则提出“气本论”，认为“道”是气的变化规律，进一步丰富了“道”的理论内涵。在唐宋时期，统治者依据理学化的“道”进行政治治理。由于理学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统治者重视通过教育、礼仪等手段来提升民众的道德素养，以维护社会秩序。例如，在地方设立学校，推广儒家经典教育，弘扬道德观念，使民众遵循“道”的规范。同时，在官员选拔和考核方面，也更加注重官员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员以理学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