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华  (北京墨笺香文学社副社长)

        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把下雨的权利，拿给卖伞的人掌握，那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没有一天是晴天。"这句充满智慧的话语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当公共权力被私人利益所垄断，公共利益必将遭受系统性损害。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权力与责任的失衡，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界限的模糊，更是人性自利本能在缺乏制约时的必然表现。从古埃及的尼罗河治水特权，到当代的数据寡头垄断，历史不断重演着权力垄断导致社会失衡的悲剧，提醒我们必须为权力划定清晰的边界。

       权力垄断的本质在于私利对公共职能的侵蚀。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政府垄断市场推行"市易法"，本意为平抑物价，结果官吏与豪商勾结，"吏缘为奸，商贾不行"，最终导致"民益困"。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中，税收征管权下放给地方粮长，这些"包税人"层层加码，使"民有倍征之苦"。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垄断食盐专卖权，导致"盐税"成为压垮贫民的最后稻草。这些史实无不印证：当公共权力沦为少数人牟利工具时，制度设计的初衷必然异化。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警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正是对这种异化过程的最佳注解。

       当代社会，类似的垄断现象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着。在数字经济领域，某些平台企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通过算法黑箱操纵搜索结果和商品排序；在金融行业，信用评级机构同时为被评级对象提供咨询服务，如同让参赛选手兼任裁判；医疗体系中，药品定价权被少数经销商把控，导致救命药变成奢侈品；教育领域，部分教材编写与出版发行形成利益闭环，知识传播被异化为商业垄断。这些现象与"卖伞者掌控下雨权"何其相似——当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身份混淆，公平与效率必然双双受损。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建立权力制衡的"分水岭"。西汉时期，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但同时设立"盐铁丞"独立监察；唐代刘晏改革漕运，实行"转运使"与地方官员相互制约；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独立性设计，正是为了防止货币政策被财政赤字绑架。这些成功案例表明：健康的制度必须使权力、责任与利益相互分离。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的"三权分立"原则，其核心不在于权力的简单分割，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防止任何一方权力过度膨胀。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回望历史，我们更应认识到：公共利益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以增进公共利益为边界。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精神；从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到当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对权力异化的高度警惕。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政治的目的是追求至善"，任何背离这一目的的权力配置，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所纠正。

       阳光之下无新事。从卖伞者掌控下雨权的寓言，到当代各种形式的权力垄断，人类始终在与这一永恒命题博弈。解决问题的钥匙不在别处，就在于回归权力的公共属性本质——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必须受到阳光的曝晒，必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社会的"天空"不会永远阴云密布，才能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每一寸土地。这既是政治智慧的精髓，也是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