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一（北京墨笺香文学社高级社员）

　　他具体叫什么名字，不清楚。只听村里人叫他老何、何叔，或者何爷，于是我也随同辈人叫他老何叔。但父亲应该是知道他的正式名字的，因为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那时生产队计工分、分配粮食和财物，也是需要实名制的。

　　老何叔是我家的邻居，且是唯一的近邻。他家的房屋与我家墙挨墙，并行排列。但他家是在“文革”中才从云南巧家县迁移过来的，因此做我家邻居的时间并不长。那些年，从巧家县跨省迁移到我们县的人不在少数，本地人都叫他们“巧家老二”，意思是自己才是这片土地上的老大，带有些许自得与歧视的意思。不过那些“巧家老二”并不在乎，他们也自知是外来人、后来人，故要放低身段。

　　老何叔独自带一个女儿生活，不知是因离异，还是丧偶。他家刚来到我们那里时，是一户单干户（未加入当地生产队，也称黑人黑户），在家乡村子旁边的一条深沟里搭一草棚野居，靠手工制作木碗、木瓢、木勺换钱度日。那条山沟里的杂木丛生，质地硬实，特别适合制作木质器皿。老何叔似乎很会懂得笼络人心，时常送些自制器皿给村子里的人家。而村人又特别记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于是乎，久而久之，经队长倡议，大家附和，他们父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们生产队的正式社员，并成了我家的邻居。也有风声传出说，父亲是想让老何叔的女儿作儿媳妇，才同意他家靠着我家山墙建房做邻居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向我提起过此事，因此是否属于捕风捉影，不得而知。

　　老何叔的女儿叫秀芝，比我略大。彼时，我十一二岁，完全是个孩子；秀芝大约十五六岁，在农村已经算是一个大姑娘了。因此我和弟弟妹妹都叫她秀芝姐。秀芝姐长得俊秀聪敏，颇有心计，可惜只上过小学二年级，识字不多。不过劳动却是一把好手，在生产队可以和男劳力一起干重活路，挣高工分，令人刮目相看。

　　老何叔是个烟鬼。腰杆上永远系着一个硕大的牛皮烟荷包，成天一管叶子烟杆从不离手，连干活也常把烟杆叼在嘴巴上，一边咂巴一边使劲，抽烟做活路两不耽误。其人寡言，五十来岁，已是一脸沧桑，头发花白。但力气大，喜帮忙，因此人缘好。谁家筑基建屋、上梁盖瓦，乃至红白喜事，他都会忙前忙后，用心竭力，从无怨言。

　　老何叔不但会淘刨木瓢、木碗等木制器皿，还会编藤框、竹篮、草鞋之类，是个手巧之人。我就穿过他编的草鞋，不打脚，走路轻快，舒适耐穿。

　　俗话说，女大一枝花，天天想婆家。即便父亲和老何叔确实有心想让秀芝姐入了我家的门，但我想，秀芝姐面对我这个身板瘦小，不谙世事的小屁孩，可能真的是不屑一顾的。这一点，从她时常喜欢和生产队里那几个力大如牛的强壮青年在一起嬉戏打闹，就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来。

　　1968年下半年，国家要求“复课闹革命”，在“停课闹革命”近两年后，我又回到了学校，读了村小的“初中”，其实不过就是在小学戴一个“帽子”，加设了一个初中班而已。班上要求统一住校，还要自力更生（由村上划一片田地，让初中班的学生自己耕种），自食其力。自从复课后，回家的时间很少，通常是一个月才回一两次家。

　　某次回家，在半道上遇到秀芝姐，看到她春风满面，似乎有什么喜事。她主动与我聊起她家正在打家具的事，说请了一个木工师傅在家里做，她是到街上买招待木工师傅的肉菜回来，说得眉飞色舞。到家一看，果然有一个年轻师傅正在她家忙活，小伙子看起来很精神，眉宇间透着那时农村青年少有的英气。怪不得秀芝姐在路上说起他来，这般兴奋。看来秀芝姐的魂，是被这个帅气的木工所勾去了。

　　又过了一个月，学校放寒假。回到家里时，只看见老何叔一人坐在门坎上抽闷烟，向他问好，他也不抬头，只是应付着回了一声“啊，回来了。”我进屋就问家里人，老何叔怎么对我不理不睬的？继母忙把我拉过去，小声说：“你秀芝姐跟人跑了。”我问跟谁跑的？说是跟那个木匠跑的。并说已经有好几天了，也不见回来，全队的人都出去找了，也没找到。

　　回家的第二天，我一大早起来在院子里锻炼身体，就看见老何叔肩一包袱，正在锁门。我问：“老何叔要出门？”他回：“出门几天。”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一家都很担心老何叔，知道她是去寻秀芝姐去了，也不知他要到何处去找寻，心总是揪着。

　　大约过了七八天，老何叔回来了，是一个人。父亲过去问他，是否找到秀芝姐和那狗日的木匠了？他摇头，不说话。看来还是没有打听到秀芝姐的下落。

　　自此，秀芝姐的音讯就彻底断了。老何叔也明显老了一大截，出门时嘴边还叼着烟杆，但烟杆里时常并无烟火；人背着双手，佝偻着身子，也不答理人，总是成天到村子背后的山梁上去坐，呆呆地看着远方，一言不发。那个方向，应该是他老家巧家县的方向。坐到黄昏了，又背着手、叼着烟杆往回走，仍是一言不发。老何叔时常是忘了煮饭、吃饭的，因此父亲和继母叮嘱我们，每顿饭菜煮好后，都给他盛一碗端过去。

　　在我要开学前的一天早上，家里的大人们都出早工去了，我带着弟弟在家煮饭，小妹在院子里玩耍。忽然，妹妹慌张地跑回来说，老何叔站在灶后面不动了，喊他也不理人。我赶紧跑过去看，发现他确实像是“站在”那灶后面，嘴里仍叼着烟杆，烟斗里似乎还冒着烟，但眼睛却凸鼓着，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绳子，那绳子的另一头是套在楼梯上的。我吓坏了，下意识地想到老何叔是寻了短见，上吊了。慌乱中，也不知道进行急救，只是拔腿就往大人们出早工的地里跑。

　　等我把一众大人喊回来时，烟杆已从老何叔的嘴里掉到了地上了，舌头从他的嘴巴伸出来，老长。待队长和父亲他们把绳子割断将他放下来时，人早已僵硬了。

　　老何叔的丧事是生产队给他办的。在选择安葬地时，大家都说，就选在秀芝姐走后，他常去坐的那个山梁上，让他能够天天看着那个心头所挂念的远方。

　　若干年后，听到一个传言，说秀芝姐是被坏人拐卖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她反抗、逃跑，被人打断了腿，走不回来了。也不知是真是假？